作者：伍零
不久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百岁生日的演讲中，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让一个熟悉的名字——邓稼先再度引发人们的热议和缅怀之情。
邓稼先铜像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被检查出患了癌症后，他平静地说道。
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住院天，动了3次手术。
即便一直带着疼痛，他心里惦记的依旧是中国的核事业。
年7月29日，临终前，他对妻子的最后遗言是：“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这个如此深情的人，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
邓稼先（年6月25日—年7月29日）
年少求学，立志报国
邓稼先于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邓稼先感受着知识的滋养，同时也聪明好学。在父亲的嘱咐下，他立志科学报国。
年少年邓稼先（右一）姐弟四人合影
在高中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学生举旗上街庆祝“皇军”的胜利，邓稼先怒不可遏，将日本国旗扯碎，踩到脚下。
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读书，临行时叮嘱：“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带着父亲的叮嘱和满腔热血离开了家，开启了新的求学之路。
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知名教授。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学籍卡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就连阿拉伯数字倾斜度多少都有要求。也因此，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
但在当时，学子们的求学道路是十分艰苦的。宿舍是土墙茅草搭建的，又透风又进雨。40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冬冷夏热，十分难熬。
为了打好基本功，他会跟同学一起背牛津字典，也会与好友杨振宁相约念古诗。
在学习之余，他还一点点地为自己注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让自己的世界观更加充实。
年大学毕业后，邓稼先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教数学，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年夏，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同时为北大讲助会募集大量钱款、物资支援贫困学生。这一时期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思想愈发成熟。
为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于年10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临行前他对好友袁永厚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毅然回国，担起重任
由于邓稼先的天赋和勤奋，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年8月29日，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第9天，即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年回国时在甲板上中国留学生合影
回国前，邓稼先也面临艰难选择。他的教授有意带他到英国继续深入研究，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站在物理学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也可能在未来摘取科学桂冠。
但邓稼先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到中国。他希望能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国后，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并于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秋，这一年邓稼先34岁，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变。
时任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邓稼先，故意不直接点破地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咯噔一下。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他，一向机灵的邓稼先很快就懂了。邓稼先没有多想这个任务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毫无保留地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研发核武器，难度极高，保密性极高。接到该项任务的当天，邓稼先回到家中，不知道如何向妻子许鹿希开口。
纠结了很久之后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呢？”“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真奇怪。”许鹿希茫然了。
年在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的全家福
一阵沉默后，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
隔了一会儿，他突然语气坚定而自信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这句话，许鹿希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虽然她什么也没有猜出来。
当时许鹿希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要照顾有肺病的公公婆婆，同时还要追求自己事业上的前程，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她知道，不做出个人的牺牲就不能支持邓稼先去完成他的事业。
就这样，邓稼先带着对家人的歉疚和对国家强烈的爱，开始了核武器研制的征途。
授课中的邓稼先
一开始，组织安排给邓稼先的第一个任务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本事。
而随着时间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的核工业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自此，中国的核工业建设真正是“白手起家”，而邓稼先则担任着当时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这个担子有多重呢？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阵容之强大，在科学史上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在14人以上,此外还有众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同时，美国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制造飞机、军舰的能力，而中国此时才刚刚可以制造大卡车，差距之悬殊可想而知。
美国当时的总设计奥本海默（Oppenheimer）受命时38岁，已经是物理学界著名的科学家。而邓稼先在年接受任务时是34岁，他虽然是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但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水平和名气都难以和当年的奥本海默相比。并且，邓稼先在领命之初，手下全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而奥本海默手下除有大批的年轻人之外，还有多名著名科学家。
我国在理论部成立之后，也调入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高水平的资深科学家，但是数量上显然少于当年美国的阵容，在总体水平上也比不上像玻尔那样一些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困难明摆着，邓稼先却从未退却，他迎难而上，扛下了这巨大的压力。
身先士卒，鞠躬尽瘁
工作上，邓稼先常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有一次午夜后，邓稼先刚准备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点问题，他放下电话只穿着拖鞋就出门了。
那是一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瓢泼大雨的黑夜，当时雨依然很大，这种时候汽车跑在山路上是十分危险的。山顶上的雨水带着泥沙和石头冲下来，路段上时有塌方，安全毫无保证。他乘坐的汽车沿着山路强行盘旋，忽而向上，忽而向下，车到河边时，大水已经漫过了桥面，这里是曾经出过车毁人亡事故的地方，司机心里很紧张，车速一点点减缓下来，最后不敢开了。
邓稼先使劲摇着司机的肩膀喊着：“冲，往前冲！”司机也有些心急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
邓稼先严肃地低声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
司机明白核武器的重要性，也明白邓稼先的心情，他加大了油门，冲向桥面。车子行进在漫着河水的桥上，浑浊的河水立刻灌到了汽车里。
一路颠簸好几个小时才到车间。司机累倒了，可邓稼先却立即投入工作，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终于排除了故障。
这样抢时间去排除故障解决问题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邓稼先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这样经常性的工作，也在不断地摧毁着邓稼先强壮的身体，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主心骨，他要稳住整个局面。
年的一天，核试验临近之前，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人们十分焦急。面对四面八方的询问，时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十分明确地说：“一个小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他稳得住神，军心就不会乱。
其实他心里也是十分着急的。他和大家一起来到井口，这里的气温是零下三十多摄氏度，茫茫的戈壁滩上风沙呼啸。
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能走。”
事故终于排除了，核试验成功了。
年在新疆核试验场区
右起刘柏罗、邓稼先、警卫员、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
年，在一次空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空中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从高空摔倒了地上。掉在哪了？大家非常揪心，这种事情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
最后，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基地现场指挥员陈彬将军更是坚决不让他去：“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邓稼先被生死与共的同志们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坚持道：“这事我不去谁去？”
他平时对于别人的安全非常关心，而偏偏把自己的健康和生死置之度外。
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车上，邓稼先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
这时他还不知道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偏离了预定爆心很远。
车子在大戈壁上狂奔，终于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是一句只说出了一半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地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勇敢地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把钚对人体伤害的威胁抛到脑后。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
那一刻他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
年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上，左起邓稼先、赵敬璞。
但他因此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的辐射伤害，这是他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这次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许鹿希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片，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很强的放射性，肝脏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但他只给妻子说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
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但直到他离开人世，他也没有疗养过一天。
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始终忙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但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他的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
年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他在严寒中来到罗布泊，度过了他一生中又一次短暂难熬又异常兴奋的时日。
年10月16日，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
前排右起：陈彬、邓稼先、聂荣臻、张爱萍、朱光亚
满目泪光，此生无憾
年前，我国进行过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每一次都获得了圆满成功。但这一次次的成功都倾注了邓稼先满满的心血，也倾注着他对祖国的挚爱之情。
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邓稼先赶回了北京。将军看到气色不好的邓稼先，医院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恶性肿瘤，立即住院，6天后确诊为直肠癌。4天后，医院紧急安排手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已扩散，中晚期，预后不良。
在术后住院修养的日子，邓稼先的身体也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但他依旧苦苦思索应该抓住这点“空闲”的时间做点什么。
一开始他想写书，想要留下一本原子核理论工作的专著。但他还是放不下工作，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他请于敏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一份给党中央的建议书。他深知核武器同别的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迅跑，我们不能掉队，落后就要挨打。
年3月，他再度住院，因为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邓稼先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不多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起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年3月，医院讲原子弹、氢弹。
经和同志们反复商讨，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为中国领导人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写建议书时邓稼先开始做化疗，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
他凭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
年3月28日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信，交待建议书上报事。
于敏等同志在文章中回忆：“使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是：在起草这份重要报告时，稼先已经癌症恶魔缠身，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些日子，他几乎是在和生命赛跑。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超人的顽强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对报告做一字一句的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了两页纸，提出了报告的内容还要做哪些调整。最后如何润笔，报告应送哪里等意见。”
年7月15日，医院看望邓稼先时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了他一贯的最真实的看法。
他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他只是一个代表，但是，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代表。
年7月29日，这位被誉为“两弹元勋”的科学家，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夫人许鹿希说：“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
这位在核武器事业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带着满身的荣誉、带着对家人的爱与歉疚，与世长辞。
当日，张爱萍将军得知后悲痛不已，即书写悼词：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致敬邓稼先：鞠躬尽瘁，一心为国！功勋卓著，此生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