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苏予，四川南部籍的一位女作家，著名文学编辑家。活了90岁，像流星划过长空，光芒闪耀虽是一瞬，但这亮痕曾照射过大地，家乡人民是应该记得的。
大家闺秀燕园才女
她本名张瑀，苏予是笔名。清末民初，她们张家可算是南部县城有名望的书香世家。她的爷爷张东煜是名塾师，亲授学生中，教出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一个是三儿子张瑾雯，18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参加清朝最后一届乡试，中了第七名举人，一下出名了。辛亥革命后，废科举，瑾雯进了东文学堂留日预备学校，翌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入日本法政大学，每月有40块大洋，很充裕，就把弟弟瑜雯（字心如，苏予之父）带上，两人共用。一家出了两个留学生，张家名气更大了。年，瑾雯学成回国，先任成都志成法政学堂教习，后投身革命，涉入政坛，积极参与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四川军政府财政部次长，继而兼代实业司司长。次年，被选为孙中山临时政府国会议院议员。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重开国会，瑾雯去京再任议员。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见北洋军阀混战，政局万变，官场腐化，有违革命初衷，遂回蓉事佛，出任志成商业高级职业学校校长。年病逝，享年65岁。
苏予的父亲张瑜雯排行第五，也非平庸之辈，是四川牛痘疫苗制造的先驱者。他在日本就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时，就崇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毕业后回到成都，先执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后与留日同学池汝龙合办“医院”，为成都第一家由中医院。年，瑜雯又与友人合办“同益公司”，生产碱类。年原“医院”解体，瑜雯独立开办“医院”。年，医药设备仍较落后，医药仰赖进口和沪杭一带制药厂供给，尤其天花疫苗更缺。张瑜雯决心自己试制天花疫苗。年3月，张辞去一切教育职务，专攻医业。年，牛痘苗试制成功。一时省内外不少医疗单位纷纷订货，以至供不应求。瑜雯非常聪颖，还会建筑设计，为朋友开的营造厂做房屋设计。年前后，日机常空袭成都，牛痘苗停产。年，瑜雯病逝于成都，享年66岁。
苏予之父凭着高超的医术，在西医界名声显赫（曾任成都市医师公会主席），收入丰厚，家境殷实，置有私用黄包车，早早步入中产阶级自不侍言。苏予的母亲叫花朝祭，酷似当代影星蒋雯丽（见图），也是大户人家的闺秀，外祖父也是留日生，回国后是个法官，也小有名气。苏予生长在这样条件优裕的家庭，从小就接触《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开蒙读物，少年时已熟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时代读着巴金的书长大。年，苏予81岁时，在《巴金是我生活中最敬爱的导师》中回忆：“至今记得当年读《家》和《春》，读《灭亡》《新生》《雾》《南》《电》《火》《砂丁》……时的激动心情，他启示我认识生活，学会思考。他翻译的屠格涅夫、克鲁泡特金、薇拉.妃格念尔的书，对我的影响至深，它们为一个不谙世事，对世间不平事感到愤懑、困感的少年打开了新的天地，从此我爱读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书，特别喜欢他翻译的《草原故事》《秋天里的春天》《前夜》《父与子》……有了新的向住与追求。”父亲还喜欢昆曲，会吹笛子，会配曲，家庭气氛比较民主。爱看书的苏予从小就什么书都看，连父亲的昆曲唱本也要翻翻，因此早早读到了《槐荫记》《牡丹亭》等，感受到了戏剧之美。底，苏予与堂五哥张瑶一同考上从北平南迁成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与前几年也考入燕大的堂三哥张瑛同校，兄妹三人曾被称为“蓉城来的燕园三学子”，一时传为佳话。
书香之家的文化熏陶和少时的文学积累，使苏予在燕大的正规系统学习中崭露头角，如鱼得水。她学业拔尖，年年获得奖学金，可以不再向家里要钱。在校期间，她曾任《燕京新闻》《读书与生活》和《大公报》的实习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她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出去邀请名人、学者来校演讲，她在演讲会上担任主持、司仪等角色，因此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熟悉她，与她交往很多。国文系曾宪楷教授见苏予文学功底不错，要她从新闻系转到国文系来，苏予有爱国理想，志在当记者，未转，曾教授就把自己的讲稿和很多书送给了她。年燕大迁回北平，苏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成为燕大有名的学运积极分子。她出头露面，无所畏惧，每次上街游行，她都走在前头呼口号，散传单，还在街头公开演讲，向市民宣传民主爱国的道理。她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CT＂，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更加积极了，有人曾画漫画讥讽她为“民主小姐”，她一笑置之，不予理会。在白色恐怖日益紧张的日子里，她自然为反动分子所忌恨，上了“黑名单”。为了保护她，年党的地下组织让她去了冀中解放区泊头镇。此时距离毕业仅一个月，北平临近解放。
含冤受屈二十五载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苏予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在从解放区回北平的路上，与同坐一辆马车的张宛相识。张宛是四川遂宁人，在读华西协和大学期间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归国后进北京大学西语系复学，年11月参加革命去华北解放区，以后去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在团中央宣传部。他俩由此相恋牵手，于元旦结婚，相濡以沫，白头偕老。育二子小兵和晓立，一家子风雨同舟，其乐融融。苏予转正为中共党员，受到信任，分配到政府办公厅和保密委员会，任秘书、机关党总支宣传干事、党支部青年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按说，苏予参加革命早，年轻、活跃、上进、有能力，正赶上新中国急需人才之际，她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可是，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斗争风暴将她卷入了深渊。
这件事今天说来，很荒唐。可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岁月，却普遍得很。
苏予本身及家庭都是清白的，经过两轮“审干”和“肃反”，都顺利过关。到了年6月，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多人受到牵连，苏予在劫难逃。苏予的二姐夫阿垅（陈守梅）是个诗人，被认定为“胡风集团重要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一夜之间，这场特大政治冤案波及株连到了她。被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大会小会揭发、批判，隔离审查。荒谬的人生经历由此开展。二姐张瑞与阿垅于年5月结婚，年3月张瑞去世，这段婚烟维持了不足两年，瑞姐结婚时苏予在高中住校，仅在她的婚礼和葬事中见过阿垅。之后，并无交往，更无了解，根本交代不出什么问题，审查的时间就拖得很长。年终于宣布了结论：苏予与阿垅是亲戚关系，政治上与胡风集团无联系，但思想上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影响。根据以上情况，党委免予行政和党纪处分。虽然没有定成“分子”，保住了党籍，但有“受胡风反动思想影响”一句，属于“影响分子”，这结论是“明结暗挂”，留有尾巴的。很快就被下放到海淀区西山乡北辛庄大队种菜，户口、粮食、党的关系转到乡里。不久又转往昌平南口农场开荒，在长城燕山脚下的河滩荒地上刨石头，挖坑栽树，修路，盖房，挖水渠。她正庆幸自己下放早，没有参加机关里的“鸣放”和“反右”时，年年底，通知她回办公厅参加“反右补课”向党交心。因面对组织“交心”时说了实话，结果挣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下放到远郊的怀柔县去安排。她到市政府办公厅人事科去开介绍信转户口时，一位好心的人事干部知道她孩子还小(一个3岁，一个周岁)，又刚从农村回来，很同情，就帮忙联系到了北京六中当老师。当时她一家9口人：年迈的公公婆婆和由他们从小带大，已上小学的三个侄儿侄女(张宛大哥的孩子)，加上苏予夫妇和两个儿子，一同住在市府分给苏予的两间宿舍里。虽然很挤，但到底能回城工作，一家老小都欢喜不尽。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年5月，苏予已经在北京六中高三任教，当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副组长。却接到了党总支对“反右补课”的处分结论批示，定为：思想右倾，符合右派的严重错误，留党察看两年。原来的“党内严重警告”升级为“留党察看两年”，苏予想不通，已意识到这是整人，不是治病救人，但不由分说，到那里说理去？不得不咽着泪水在处分结论书上签字。从此，她成为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犯严重错误“内控使用”的党员。即使留党察看两年期满，恢复了正式党员的身份，仍被限制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内文件和听党内报告，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和政治工作。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她这些规定，但多年的尴尬处境，她清楚自己是“另类”的党员。党员开会，没有通知她，自己自觉走开，或在会议现场突然就要求她退出。她是班主任，在班里培养、发展了党员，她不能当介绍人，要请别的党员教师当介绍人。年，她被调离六中，后来不断地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从这处农村调到另一处农村，不停地下放，每处很少呆到三年以上。苏予就这样浮沉在的政治运动漩涡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把一个正常的人异化为可疑的、处处低人一等的、似是而非的党员，是非功过混沌不清。不管处境多么尴尬，活得多么艰难，苏予只是无望地努力改造，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更不上书申诉。因为她知道：“胡风案”是通天大案，有白纸黑字的“材料”和毛主席的“按语”，那时没有人敢质疑。
终于，“文革”结束，党和国家有了希望。
党中央为“胡风集团”冤案平反了。年11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阿垅案件复查作出判决：阿垅的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均不能成立。撤销原判，宣告阿垅无罪！
这时距离年阿垅被捕入狱已经过去25年，而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年3医院的阿垅，也已经故世13年。阿垅的平反昭雪、才意味着苏予的人生噩梦结束，所有的“莫须有”罪名才被彻底否定。
因为无罪的阿垅和死去多年的姐姐，苏予自年受株连到年平反，漫长的25年，从29岁到54岁，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接踵不断的“运动”审查、下放改造和“内控使用”中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她的家庭因为她被波及。爱人张宛每次运动都挨整，他由“五七干校”回京，调离报社、重新安排工作到处碰壁，也是被“内控”的干部。直到年，他这个解放前参加革命，长期在党报工作的老编辑，才得以入党。“文革”风浪起，一家人天各一方、长大的后辈们，都是小小年纪就走上了坎坷人生路。
主编《十月》铸就辉煌
“文革”结束后，年2月。苏予获得真正的平反，面临两个工作选择：一个是去全国政协联络部当公务员，一个是到北京出版社做编辑，苏予选择了后者。她始终放不下那一份对文学的挚爱。年夏季，北京出版社规范部门建制，原隶属于文艺编辑室的《十月》杂志独立出来，苏予出任《十月》编辑室主任，即第一任《十月》杂志主编。这一年文学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了在“文革”废城上的重建。由苏予主编的第一本杂志是年第三期，红色的封面，描金的刊名，主要作品有《飞天》《苦恋》《牛棚小品》《小镇上的将军》……正如著名学者谢冕在《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所言：“这一份于黑暗与光明际会时节的刊物，从它出刊的那一天起，就把表现和讲述时代盛衰、万家忧乐当成是自己的庄严使命。它记着当代中国人的泪水和血水，它尽情地抒写着深重苦难带来的悲哀，以及灾难结束之后的欢愉。”而这一切文学的表达。都需要刊物主编具有开阔的历史情怀、高尚的道德追求，以及深厚的文学功底——此时，《十月》选择了苏予。而苏予也很自信，底气十足，她说“当时我想过敢不敢来《十月》？一想不就是搞文科的东西吗？”也就毅然来了。苏予担任主编的年到年间，《十月》的出色有目共睹，在全国优秀作品评选中，获奖的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篇小说:《蝴蝶》《追赶队伍的女兵》《蒲柳人家》《开拓者》《三生石》《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张铁匠的罗曼史》《沙海绿荫》《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北方的河》《绿化树》《腊月正月》:短篇小说:《罗浮山血泪祭》《小镇上的将军》《爬满青藤的木屋》；报告文学:《大雁情》《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快乐学院》《访苏心潮》……没有被奖项概括的优秀之作还有:《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如意》……剧本《巴山夜雨》《绝对信号》《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是《十月》被社会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