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七夕，曾是一个差不多被遗忘了几百年的古老节日。它在21世纪突然被重新挖掘出来大做文章，向世人展开了一幅商业力量如何助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经典画卷。
不过，类似的剧情并不是头一次上演。在一千年的宋朝，七夕节就已经被熙熙攘攘的商业社会绚丽地包装过一回。相形之下，眼下的这一幕“七夕热”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01
牛郎织女的传说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诗句：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箱。
一般认为，这首《大东》的成诗时间至少在周幽王以前，抒发的是被征服的东方诸国百姓对周室横征暴敛的哀怨之情。
由此可见，至迟于西周末年，也就是距今年之前，中原地区已经开始流传关于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而且当时人已明确地将夜空中的织女星和牵牛星做了拟人化想象。只是，故事里面有没有爱情的元素，仅从这首诗里似乎看不出来，这是一片男耕女织昼夜不息的辛劳景象。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牛郎织女》连环画封面（图/网络）
最晚在汉朝后期，牛郎织女七夕之日鹊桥相会的故事架构已经完全成型，这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不少记载中得到证实。
另一条线索是，汉武帝晚年狂热于求仙问道，以求长生不老之术，故而后来还有他在七月七日夜里与从天上下凡的西王母相会的穿凿附会之说。
这类传说中散发出诡谲与暧昧的气息，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西王母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莫非这位冷若冰霜的女神被喜鹊们感染而动了凡心，眼看着受自己严厉惩罚的女郎织女在这天相会，也不甘寂寞，偷偷感受一下凡间的荣华？
《古诗十九首》中的第十首《迢迢牵牛星》，是乐府诗我自己最钟爱的一首，读来无比委婉、优美、质朴：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汉末民歌发展了《诗经·大东》中已有的基本元素，然而它所哀伤的“终日不成章”，已不再指向朝廷的沉重盘剥，而是在诉说情侣之间的无法相聚。时光在中原大地上静静流逝了一千年，把一首彰显“王者之迹”的政治诗变成了男女青年之间的情歌。
只是，七月七日这一天在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是一个特定的节日？恐怕很难依据现存史料和诗文率尔定论。
进入唐朝以后，以七夕为主题的诗歌大量出现。我到今天还记得，40多年的这个时节，儿时的我和姐姐吃过晚饭后坐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乘凉，父亲指着天上的星星，教会我背诵杜牧的七绝《秋夕》，我这辈子再没有忘记过：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除了杜牧这位晚唐的“七绝圣手”，唐朝大部分著名诗人，像崔颢、孟浩然、孟郊、王建、刘禹锡、李贺、罗隐等等，都留下过关于七夕的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诗圣杜甫、“朦胧诗”鼻祖李商隐，都写过不止一首七夕诗。这应该说明，到了唐朝，七夕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重要日子了。
我们今天读这些唐人的诗，还能够感觉到一个强烈的共同点：这些诗无不透出悲凉的基调，它们大多延续了《迢迢牵牛星》中所呈现的分离阻隔的哀婉情愫。而白居易的不朽名作《长恨歌》则在结尾处把这种伤感升华为永恒：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读来是一首辛辣的政治讽刺诗，但写着写着却变成了一曲吟唱浪漫爱情的凄婉颂歌。这其中的转折是如此出人意料，却又如此真挚感人。我猜想，它可能是白居易自己一开始也没有设想过的。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独有魅力，它是人性的自然流淌。一千多年来，这首抒情长诗丰富和细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02
作为一个专门的名词，我们今日目力所及，“七夕节”第一次见诸记载是在宋初。
建隆元年（），也就是20年大宋的第一年，宋太祖亲征北汉，从前线派人送手札回汴梁城云：“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爱家顾家的细心男人，一个富于生活情趣，又节俭自律的皇帝。
可以肯定的是，入宋以后，七夕成了一年中的一个重大节日，而且得到朝廷的正式确认。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初，宋太宗下“改用七日为七夕节”诏曰：“七夕佳辰，著于式令。近代多用六日，实紊旧章，讹俗相承，未之或改。自今宜以七日为七夕，仍令颁行天下，为定制。”
由此可见，在北宋以前，民间已普遍有过七夕节的习俗，但各地的七夕节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大多数地方是把七月六日作为七夕的。皇帝的诏令不但统一了七夕节的具体日子，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正式把它确定为一个“国定节假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七夕乞巧图》局部（图/网络）
然而，在到处弥漫着市井商业气息和奢靡享乐之风的宋朝，七夕这个传统上总是触动文人骚客们离愁别绪的日子，却被赋予了全新的社会性含义。在宋朝的城市里，七夕节忽然成了一个各色人等一掷千金的快活和俗气的时刻，一扫过去一千多年里的那种感伤与诗意。
这是历史上它第一次被大众社会和市场力量所包装和改造，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则不妨说是对七夕的第二次市场化改造。
相比之前，宋代留下的关于七夕节民俗的描写要多得多。篇幅所限，我在这里摘录三段。一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七月，七夕。
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鸿鹩、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菉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
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
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磨喝乐”，本佛经“摩睺罗”，今通俗而书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
按其自述，孟元老从十多岁起就在开封生活，靖康后在南宋度过余生。这部《东京梦华录》是他在宋高宗绍兴中期写的，细致地回忆了北宋末年东京的市井繁华。
▲电视剧《梦华录》中展现宋代市井繁华的场面（图/视频截图）
二是吴自牧的《梦梁录》：
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儿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更以造彩装裥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又于数日前，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品互相馈送。禁中意思蜜煎局亦以“鹊桥仙”故事，先以水蜜木瓜进入。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
三是周密的《武林旧事》：
立秋日，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及泥孩儿号“摩睺罗”，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其直不赀。并以蜡印凫雁、水禽之类，浮之水上。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餖飣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效颦摩睺罗，大抵皆中原旧俗也。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喉罗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制阃、贵臣及京府等处，至有铸金为贡者。宫姬市娃，冠花衣领，皆以乞巧时物为饰焉。（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乞巧”）
吴自牧和周密都是宋末元初人，《梦梁录》和《武林旧事》都是回忆南宋行都临安景致风物的笔记小说。
宋代留下了大量文人笔记，普遍认为，它们对于后世了解宋代社会生活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价值，而《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等几部又是其中对研究宋代都市商业文化价值尤高者。
我们从这几段文字中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到了宋代，七夕，忽而就从清雅高冷的天宫来到了热闹世俗的人间。如果与汉魏六朝隋唐的那些咏七夕的文学作品做一下比较，这种反差就更加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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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宋人笔记中关于七夕节的描述还告诉我们以下信息——
首先，这是一个活动项目丰富多彩、应时物品名目繁多的节日，其主要内容自然不外是吃喝、玩乐、观赏、串门。人们之间往往还竞相夸耀新奇、攀比花费，就连瓦子勾栏和青楼妓馆这类歌舞声色场所也不甘人后，在七夕节里大显身手……总之呈现出浓厚的商业意味。
而且，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来看，人们欢度这个节日还不仅限于七月七日当天，而是早在之前好几天就开始预热了。更可见这个节日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在宋太宗的诏令昭告天下一百多年以后，就在天子脚下的东京城里，许多人好像仍然分不清楚七夕节的“正日子”究竟应该是七月初六还是七月初七。
第二，这个节日的主要文化含义无疑是“乞巧”，所以它也常常干脆被称作“乞巧节”。应该说，七夕乞巧的风俗并不是从宋朝开始的，大概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曾专门写有一篇题为《乞巧文》的散文赋，虽说主题是讽刺阿谀逢迎、投机取巧的官场丑态，但文中对七夕乞巧的风俗记述很是详备。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任颐的《乞巧图》（图/网络）
但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宋代七夕节的乞巧范围已不限于妇女祈求心灵手巧、善为女红了，还增加了童子裁诗之类文化内容；乞巧祭拜时的陈列品也不仅有针线（以及置于一只盒子里的小蜘蛛这样的象征物），还有笔砚等文具。
这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宋朝的基本国策是“崇文抑武”，一方面，伴随着世袭门阀的没落，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地位上升，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经过四五百年孕育和发展，在有宋一代臻于成熟，各层级科场生员录取人数骤增，普通人通过读书和科举改变命运、甚而飞黄腾达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于是，但凡有一点经济能力的家庭，都怀着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这种社会风气悄悄改变了七夕乞巧的内涵。
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七夕节到宋代被添加进了那么多繁杂紊乱的新含义，唯独却仿佛不再容得下男女相思的爱情元素。
第三，宋时的七夕节离不开一件重要的道具——一种名叫“磨喝乐”的泥塑小孩儿人偶，上面引述的三条宋人笔记都提到了它。我还从其他一些宋人的诗词和笔记中也看到过对“磨喝乐”的描述，可见它在宋时七夕节里的主角地位。不过这大概也不是宋人的发明，有人认为，唐朝时民间便有供奉和互赠泥偶的风俗。
▲湛江博物馆馆藏的“泥孩儿”（图/网络）
“磨喝乐”究竟代表什么意思？我从文献中查到三种不同的解释，当然都源自佛教。
根据孟元老自己在《东京梦华录》“七夕”条文后的注释，“磨喝乐”是佛经中“摩睺罗”（梵文为Muhūrtu）的民间异称。唐代高僧释道世所撰的早期佛学类书《法苑珠林》卷三有这样的释义：“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三十摩睺罗为一日夜。”也就是说，摩睺罗是佛学中的一个时间度量，精确来说等于我们现在的48分钟。人们用到它时，常常是指“须臾”、“极短时间”……
然而这个佛学中抽象的时间单位又是如何转换为具象的人形，并与七夕扯上关系的呢？颇令人费解。
我在这里尝试作一个勉强阐释：
关于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恰好也正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原大规模传播的初期。而汉亡后数百年间，天下长期分裂，政治统治混乱，社会秩序失范，传统儒学失势，那一时期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世事变幻莫测和人生祸福无常的虚无玄学思想。七夕的传说中亦不无这种消极悲观情绪，于是人们就顺手将佛学中指代时光稍纵即逝的“摩睺罗”这个概念拿来，借以感叹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之短暂和易逝。
第二种解释说，所谓“摩睺罗”是佛教中的一个神明，这似乎更符合泥塑偶像的一般逻辑。近人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有条，云：
“Mahoraga，莫呼罗伽摩，旧曰休勒，摩睺罗伽，新曰莫呼洛伽，摩护啰誐。八部众之一。大蟒神也。胎藏界第三院之一尊，释迦如来之眷属也。是为大日如来普门示现之一法门身，一类众生，因此法而遂得到于一切智地……”
按它的说法，“摩睺罗”大约是佛教密宗里的一个神明，生就人形蛇首，与智慧有关。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条还辨析了几种关于这个佛学名词的理解，而被它认为是讹误的。
有人根据Mahoraga这个来源认为，“摩睺罗”被世俗以为是“灵巧”的代名词。这倒的确比较匹配七夕乞巧之用。
第三种解释认为，所谓“磨喝乐”，是“化生”之意，做成泥偶就是送子的祥物。清人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一便说：“或曰：化生，摩侯罗之异名。宫中设此，以为生子之祥。”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谢余处恭送七夕酒果、蜜食、化生儿》诗二首，其中一首为：
踉跄儿孙忽满庭，折荷骑竹臂春莺。巧楼後夜邀牛女，留钥今朝送化生。节物催人教老去，壶觞拜赐喜先倾。醉眠管得银河鹊，天上皈来打六更。
杨万里是南宋前期人，他在这首诗里记录的应该是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宋人过七夕节的过程和细节。
宋代社会生活世俗而实用主义，将“磨喝乐”理解为化生，也就是祝愿早生贵子的吉祥物，就算是以讹传讹，显然也是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普通认知和期望的。何况上引《东京梦华录》中还记载了东京市民在七夕时的“种生”风俗。只是“摩睺罗”这个佛教专门术语是如何演变成送子祝愿的？而送子的祝福又是如何被塞进七夕这个清雅哀怨的节日的？这两处跳跃都有点大，也都很让人不得其解。
我看到过其他一些南宋笔记里也有当时人对此的评论，也多是“盖其为中原旧俗也”……之类语焉不详的推测，与《梦华录》和《武林旧事》所说的“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大抵皆中原旧俗也”相差无几。既然身在其中的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八九百年以后的我们就更不可能一探究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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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人来说，七夕就是个筐，只要乐意，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记忆，经历了近两千年演化变迁之后，七夕这个节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到宋代时攀升到了顶峰。而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原初文化含义也变得面目全非，几乎不可辨认。
商业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塑造文化，正如21世纪的商业也在重塑新的七夕风俗。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今天，很多主流声音支持将传统七夕节塑造成所谓“中国情人节”，其用意无非是想以此同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相抗衡，具有“中华文明复兴”的有意识追求在里面。而唐宋时代的中国人在过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时，却令人不解地借用了“摩睺罗”这么一个典型的外来文化符号，作为它最主要的道具。这或许就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吧，自信到了无意识、无所谓。
继宋之后的元代延续了宋代政治上对商业贸易的大力支持，但在制度和文化各方面都粗鄙化和野蛮化了许多。元朝时，七夕节在江南地区基本维持了宋时风貌，但那只是一点余绪了。明清以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日益内向，社会生活日益刻板，七夕，这个曾经一年一度搅得汴京满城兴高采烈的良辰佳节，渐渐被淡忘在了时光的灰尘中。
▲上海博物馆藏清代丁观鹏《乞巧图》（图/网络）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节日其实还有不少，像寒食节、中元节等，都曾是一年中数一数二的重大节日。如今它们都已无人问津，也许是在蛰伏中等待着下一次被唤醒，被“创造性转换”。它们的所有内在元素都完好无损，就看有没有那样的机缘巧合了。
节日，就是记载了文化兴衰沉浮的化石。
▲故宫博物院藏清陈枚《月曼清游》（图/网络）
宋代的文人墨客们也像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顽强抵抗着市井小民将七夕这个审美陈义高洁的传统节日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努力。几乎所有重要的宋代词人，如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都有歌咏七夕的词作传世。他们在自己的诗词中继续抒发着千百年来的离愁。
天才的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在一首《宫词》（徽宗的七言绝句诗集）中如此表达自己在七夕之夜的想象和期盼：
洞箫声歇酒初阑，星斗凝辉宇宙宽。唯有真仙为侣伴，夜深同倚玉阑干。
这首诗的格调和意境高远而不俗，在那一刻，这位亡国之君大概是把自己幻想成了一千多年前与西王母在七夕之夜相会的汉武帝。但在千里之外，女真人的马蹄声和战鼓声已经隆隆响起，而他注定不会拥有自己的卫青和霍去病。
在古往今来所有吟诵七夕的诗词歌赋中，北宋末年婉约派大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鹊桥仙”这个词牌是北宋时所制的新声，据说为它填第一首词的是一代文宗欧阳修。用这个调子来写七夕，词曲真可谓天衣无缝。苏轼也曾依此写过一首七夕词，但即便这位旷古大文豪，也写不过自己的得意门生。
秦少游这首词写的依然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抒发的情感却明显属于地上的男男女女。这就是宋人的精神世界，与汉唐时代的中国人相比，他们不再有曾经的豪迈、雄阔与苍凉，他们深情、细腻而执着。
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终抵达“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关于七夕的古老神话也从“天上的爱情”下降为“人间的爱情”，并终于完成了到“你我的爱情”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