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XZ6-1-1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如今这个时代，以粉饰邪恶的说法，美化奸诈的言论来搞乱天下，用那些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标准、治乱原因的，已有这样的人了。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行为像禽兽一样，谈不上和礼义合拍、和正确的*治原则相贯通；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种人。
这一篇是荀子对先秦诸子中的一些人物进行批判。
假借战国乱世，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邪言论，以此来扰乱天下，利用诡诈、虚夸、怪诞、阴险的手段，让天下人混混然不知是与非、治与乱的根本所在，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放纵性情，生活放荡，行为如同禽兽一般，既不合于礼义，又不顺从法制。但是说话却有根有据，言之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样的人。
这是说这些人纵荡性情，无拘无束，并不利于社会治理，也会以此惑乱百姓。
它嚣是何人，没有记载。
魏牟，也称为公子牟、魏公子牟、中山公子牟，被封于中山，著有《公子牟子》四篇，已遗失。《庄子·秋水》中有他和公孙龙子的对话：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与？且彼方跐*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爽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公孙龙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
编号：XZ6-1-2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
抑制本性人情，偏离大道，离世独行，不循礼法，以与众不同为高尚，不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陈仲、史鰌就是这种人。
抑制性情，行为孤僻，离世而独立，以追求与众不同为高明，不能团结民众，也不能彰显等级名分。但是他们说的话有根有据，言之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陈仲子、史鰌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于世，追求自己所追求的，而难以合于士人，也会因为他们的行为影响世人。
在前文不苟篇中，荀子已经批评过陈仲子和史鰌：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XZ3-1-14）
分析他们的行为，还要再看一下孟子对陈仲子的评价：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MZ6-10-1）
陈仲子的行为其实是不合常理的，但是仍然有人看中他廉的一点大肆宣传，这就是荀子批评他们的原因。这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是不一样的，伯夷叔齐是为旧邦固守，所以能受人尊重，但陈仲子不同，是完全不合于人世。
史鰌的尸谏行为，被荀子归为陈仲子一类，但我认为这是不同的，他是为了让国君接受自己的劝谏才这样做，所以孔子会称赞他直。“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骤谏而不从，史鱼病将卒，命其子曰：‘吾在卫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毕矣。’其子从之。灵公吊焉，怪而问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命之殡于客位。进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远之。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KZJY22-10-1）
编号：XZ6-1-3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礼法制度，崇尚功用，重视节俭，轻视等级差别，以至于不能容许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君与臣之间有等级差别。但是他们说的话有根有据，言之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墨翟、宋钘就是这样的人。
墨子认为，兼爱是仁之本，他的仁与儒家差等的爱是对立的，他认为人人平等，把他人视作与自我平等，方可避免争斗，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君臣、父子、朋友的和谐关系。墨子宣扬非攻，认为战死了的百姓就是非仁的代表。
墨翟宋钘都是注重实效之人，墨子为了救宋国，行十日十夜去楚国劝说，归来时却在雨中被守门的宋*拦住，他也毫不在意，可见《墨子·公输》。宋钘也做过类似的事，想要劝说秦楚罢兵，但出发点不对，所以孟子说他难以成功（MZ12-4-1）。墨子提倡节约，节葬、节用，不希望以此展现君臣间差等，认为人人平等是更好的世界。
从行为看，这两位都是值得尊敬的践行者，用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但他们对于人道的判断是偏离人本性的，所以也会使追随的人迷惑，也因此墨子死后，虽然学说遍天下，但偏离了本意。
墨子·公输：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孟子·告子下：
宋牼（kēng）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之师，是三*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
编号：XZ6-1-4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推崇法治但又没有个法度，卑视贤能的人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田骈和慎到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是稷下学宫的代表，也是“稷下*老”学说的开创者，都从思想层面推崇法治，但实际并不是。田骈追求“齐”，慎到重视“势”。
他们的学说理论都崇尚法治，但究其根本却是不讲法治。下修，按王念孙说法应该是“不循”，也就是不遵循先王之治，推崇法治，自己却不遵循。对上听从君王，对下顺从于世俗，反复研究考虑，却远离实际落不到实处，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所宣扬的法难立。
摘取《慎子》两端，可以看出慎子讲统治者借势与提倡君主要法治：
慎子·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乱矣，失父必乱。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
慎子·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策、钩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战国策·齐策》记载了齐王田骈出仕的故事，可以看出他虽然没有出仕，但是行为上却与出仕没有区别，是“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的：齐王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锺，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编号：XZ6-1-5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接下来讨论名家。不效法先王之道，不认为礼义之道是正确的，喜欢钻研怪诞的学说，玩弄奇异的言辞，观察事物能够明察秋毫，却不能用于实处，能言善辩却不切实际，做的事情很多功效却很少，他们所言谈的不能作为治国的纲领和法则。
名家，从名字上来看应该与荀子前文讲的“正名”紧密相关，但事实上却相反，辩说过于空谈，难以切合实际。
惠施在魏国为*，和庄子发生了多次辩论，记录于《庄子》之中。
如《庄子·秋水》记载的鱼之乐，但庄子过于重视辩论，沉溺于坚白之论，走上了歪路。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鹐，子知之乎？夫鹓鹐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邓析是名家的代表，被认为是最早的律师，喜好辩说，可以在《吕氏春秋》中见到他的记载。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
编号：XZ6-1-6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粗略地效法先王却难以了解他们的纲领，悠然自得好像才高志大、见多识广的样子。探索过去的旧说法，编造出新的学说，提出了“五行”之说，邪僻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无法讲说，闭塞不通而难以理解。子思提倡，孟轲附和，世俗间愚昧的儒生跟着吵吵嚷嚷，却不知自己追求的是错误的言论，接受了子思孟子的学说并加以传授，还以为孔子、子弓因为他们的言论而为后世所重，这就是子思和孟轲所犯的错误。这里说的五行，指的并不是金木水火土，而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无常，五常和五行被认为是相吻合的，可以看出在荀子之时，此说已盛行。孟子提出了“心之四端”，指出仁义礼智，再加上蕴含于其中的信，合起来就是五常。“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MZ3-6-1）《中庸》是子思所做，是学者修身之法，与孟子学说一样，并非荀子所说的幽隐闭塞之说，经时间的洗礼跻身儒家经典的重要地位。
荀子认为子思、孟子法先王，上究尧舜，发掘出过往的旧说，却没有与时俱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荀子提倡法后王。荀子之所以这样，应当是孟子一直没有实现*治理想，没有真正作为为*者推行“王道”。并且在孟子之时，有很多人误会是因为孟子才使孔子的学说得到重视。但其实子思、孟子的学说，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扭转了当时杨朱、墨子之徒遍天下的局面，仁义礼智信的优秀品质也称为千百年来人们的道德追求。不过荀子后一句是有道理的，孔子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孟子的衬托。
编号：XZ6-1-7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给他们，拿最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集中地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地兴起于此。上述六种学说是不能侵入这讲堂的，那十二个人是不能接近这讲席的。他们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竞争名望；他们虽然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们的盛名比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们来当自己的臣子。这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这种人。
荀子批评了这六种学说，十二位代表人物。纵性情、忍性情，过或不及都是不可的；过度提倡平等的墨家，与偏离了法的本质去追求术、势的法家，对于社会治理都是没有益处的；完全不行先王仁义之道，只以言辞辩说为追求，或过于追求先王之道，而不结合社会实际，也都对社会有位好。这些学说有自成理论，有据可求，所以很多人会盲目相信，也因此欺愚百姓。这些人应当还是有优点的，而荀子以批判性角度去看，指出他们的过失，可以由此看到当时的社会乱象，很多人被杂乱的学说所影响，荀子这么说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乱象。
接下来讲孔子、子弓一类的人。子弓可能仲弓，也就是冉雍；也可能是馯臂子弘，已不可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能够总视治国的方针、策略，能够齐同人们的言行，统一国家的纲纪条律，汇聚天下杰出的人才，告诉他们太古圣王的事迹，教授他们治国最高的道理，也就是仁义之道。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圣王的典章制度由此具备，盛世风俗由此兴起。奥是屋子西南角，窔是屋子的东南角，以此来代指屋室内。虽然所处的环境很普通，但是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六种邪僻之说不能侵入，十二子也不能亲近。虽然贫穷地没有立锥之地，但王公大人们也不可以争夺声名。虽然只是大夫，身处大夫之位，但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能独自占有他，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容纳他。他的盛名甚至超过一些诸侯，所以诸侯没有不希望他们来做自己臣子的。这样就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虽然没有地位权势，但他们的思想学说足以指导社会。
编号：XZ6-1-8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
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上述六种学说立刻销声匿迹，十二个人也弃邪从正。这是圣人中得到了权势的人啊，舜、禹就是这种人。
当今讲究仁德的人该致力于什么呢？上应师法舜、禹的*治制度，下应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求消除上述十二个人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迹也就彰明了。
荀子批评了之前的十二子，却极力推崇孔子与子弓，是为什么呢？十二子过于自我，对于先王之道很难良好继承，或难以结合社会实际。而孔子、子弓则不同，他们提出的理念，可以教导天下的英才，推行仁义之道，引导百姓向善。他们也不会为了迎合君主而改变自己的追求，所以即使他们还没实现自己的*治理想，依然会受到君主的赞赏与尊重。
接下来讲圣人中能处于恰当地位的。能统一天下，化育万物，长养百姓，让天下人及万物都得到好处。凡是到达之处，没有不归服的。之前提到的六种学说也会停息，十二子在遇到这种君主时也会被教化，这就是圣人之中得势的人，也就是舜、禹一类的人。孔子虽然也被称为圣人，但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治理想，所以很多治国的理念难以施行。舜、禹则不同，自身德行出众，才干突出，还处于帝位之上，可以更好的推行*治理念，一统天下之后可以让百姓及万物得其位，能够兼利天下，所以即使理念思想和他们不同，也会归服，进而会被教化。
所以当世的仁人该怎么做呢？对上应当效法舜、禹治国的典章制度，对下应效法孔子、子弓的道义，这样就一定可以平息十二子混乱的学说。如此而行，则能除天下之害，完成仁人的事业，彰显圣王的功绩。前文提到的十二子，不管是儒、墨、道、法，其源始都是先代圣王，可以说是同源的，这之中有著作传世的，也多以舜、禹等圣王为例，区别在于学说不同侧重不同。例如孟子更重视舜，墨子更追寻禹，所以此时如果能有圣王存于世，就可以如荀子所说的，“法后王”。这样也能解决因时代久远而产生的偏差，让邪僻之说归于正道。因此，仁人行事时，要行先王的法则，又要学习孔子的仁义行为，以此正邪僻之说，也让圣王事迹更加彰显，进而引导百姓向善。
编号：XZ6-1-9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
相信可以相信的，是诚信；怀疑可以怀疑的，也是诚信。行为不同而本质相同，所以归于一同。尊重贤人是仁爱的体现，鄙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贤贤、贱不肖都是仁的体现。说话恰当，是明智的行为，而沉默得当也是明智的行为，所以懂得沉默犹同懂得说话一样，说话与沉默一定要得当。能够说很多话，还都合乎礼义的，是圣人；说的不多，但合乎法度的，是君子；说很多话，不合于法度，自身还沉湎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小人。
先从信的角度出发，探讨信与疑是一体两面，如果只去相信可信的，而不去怀疑可疑的，这样的信是不完整的。行仁德也是如此，尊重贤人，轻贱不肖之人，就让百姓明白了自己该学习成为什么样的人、避免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上下的界限是不可的。所以言谈也是如此，在该说话之时，要言语得当；而该沉默之时，也要恰当地沉默，说话与沉默得当，才能保持最恰当的行为，这样才是明智的表现。什么人才能时刻保持言语得当呢？自然是洞悉了事物规律的圣人。君子不能时刻保持言语得当，所以会以沉默来辅助，保证自己的言语合乎法度。小人则失去了敬畏之心，言语也就没有了界限。
所以费劲全力去做，却不合于百姓需求的，就叫做奸事；绞尽脑汁去想，还不合于先王的法则，就叫做奸心；能言善辩、擅长举例比喻，思维迅捷却不合于礼义，就叫做奸说。这三种奸邪之事，是圣王所禁止的。处理*事，要以符合百姓的需求为先；制定法规，要合于先王制定的法则；而言谈辩论，要合于礼义。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就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所以圣王会禁止。
编号：XZ6-1-10
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淫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阴谋诡计而同*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聪明而阴险，心狠手辣而善变，行为奸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却似乎能言善辩，是治国的大祸害。聪明才智不用于正途，而用在行奸诈之事、险恶之途，是危害百姓的。贼而神，就是贼害他人，但又不测如神，所以危害极大。郝懿行认为曹操、司马懿就是“知而险，贼而神”的代表。巧于为诈，善做奸邪之事；喜好辩说，却说得都是不切实际之言；虽说毫无用处，却又明察入微。这种情况，是将聪明才智用在了错的地方，所以对于治理国家有很大的危害。
行为乖僻而顽固，掩饰错误似乎十分巧妙，玩弄阴谋而十分圆滑，能言善辩而违背常理，都是古时就加以禁止的。行为与众不同，还坚持而不改；喜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玩弄奸诈的谋略，还使之看起来无懈可击；能言善辩，说的都是不合常理的话。这种情况，是不能分清是非、颠倒黑白，这种人会混淆周围百姓的视听，产生错误的引导，所以自古以来，这种行为就是被禁止的。
明智而不受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却又行为邪僻，骄奢淫逸而被任用，喜好阴谋诡计而*羽众多，就好比善于奔走的人误入迷途，身负石块而投河，是天下人所唾弃的。这里的“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有人认为应当断作“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但这样似乎句意不顺，还是应该断作“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明智却不守法度，勇猛而无所忌惮，能够明察善辩却行邪僻之事，骄奢淫逸之人能被任用，喜好奸邪的人能聚起同*。这些都是失去了界限的体现，没有了界限、缺少了约束，行为会有很大的危害。就好比善于奔走的人却迷失于道路之中，跑的再快再久也难归正途；也好比“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自身姓名不存，又如何能实现劝谏的目的？所以说这样的行为是天下人所不齿的。
编号：XZ6-1-11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
使天下人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办法是：高高在上、职位尊贵，但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通达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难堪；才思敏捷、迅速领悟，但不在别人面前抢先逞能；刚强坚毅、勇敢大胆，但不因此而伤害别人。不懂就请教，不会就学习；即使能干也一定谦让，这样才算有道德。面对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义，面对乡亲就讲求长幼之间的道德标准。
下面讲授让天下人心悦诚服的方法：不因为身居要职、地位显贵而傲视别人，不因聪明睿智而刁难别人，不因聪明睿智、反应迅速而争于人先，不因刚毅勇猛而伤害别人，不懂就问，不会就去学，即使有才能也会谦让，这样才算得上有德行。身居要职，地位显贵，很容易因为位置的改变导致心态的改变，古代圣王之所以区分贵贱，不是为了给尊贵者享受，而是为了让他们带领百姓向善，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处上位而不骄人是君子德行的基本要求，否则是没有满足为官的要求的。聪明睿智是人的助力，如果用来刁难别人，就产生了危害，所以君子不因聪明睿智而刁难别人。反应敏捷，却不争在人前，就像颜回一般，“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LY2-9-1），老师讲的都懂了，也不会争于人先。刚毅勇猛很容易伤到别人，所以要如玉一般，廉而不刿，对于不懂不会的就去问，也要保持谦让，这样容易受到别人的信服。孔子就具有这些美德，弟子在谈论时曾称赞过他：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LY1-10-1）
面对不同的人要持不同的态度，但其核心都是仁，外显的都是诚与敬。面对君主就要修臣下之义，保持忠诚，胜任本职任务。面对同乡之人，要讲究长幼之序，尊重长者。可以从乡饮酒礼中看出对同乡人的尊敬：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从之，至于正门之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自入，贵贱之义别矣，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升则省矣，至于众宾升而受爵，坐祭立饮，不酢而降，杀之义辩矣。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宾，笙入三终，主人又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阕，工告乐备而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脱屦，升坐修爵无算，饮酒之节，旰不废朝，暮不废夕，宾出主人迎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既明，降杀既辩，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KZJY28-2-1）
编号：XZ6-1-12
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面对父母兄长就遵行子弟的规矩，面对朋友就讲求礼节谦让的行为规范，面对地位卑贱而年纪又小的人就实行教导宽容的原则。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从不与人争执，心胸宽广得就像天地包容万物那样。像这样的话，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尊重你，不贤的人也会亲近你。像这样如果还不对你心悦诚服的，那就可以称之为怪异奸滑的人了，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刑罚加到他身上也是应该的。《诗》云：“并非上帝不善良，是纣王不用旧典章。虽然没有老成之臣，还有法典可依循。竟连这个也不听，王朝因此而断送。”说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辈要行弟子之道，与朋友交往要有礼有节，互相谦让，面对地位低下并且年幼的人要宽容教导。对尊者、长者能展现敬意；对朋友能礼节得当并且保持谦让；对于不如己者、年幼这能保持足够的宽容，并且能积极引导他们向善。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也就会受到这些人的欢迎。对于人们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不与人争斗，心胸宽广得好像天地能包容万物一样，如果能做到如此，不仅贤能的人会尊重他们，不肖之人也会主动亲近。如果还有不归服的人，就一定是怪异、奸邪、狡猾之辈。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中人，对于他们施加刑罚也是应该的。
“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出自《诗·大雅·荡》，说的是商纣王，之所以被周所取代，并不是因为上天的安排，而是因为自己的作为，既没有听忠诚臣子的劝导，有没有遵循典章制度，残暴行为失去了约束，所以最终身死国灭。
使天下人心悦诚服，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归服，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邪恶之徒，荀子认为就该用刑罚处理他们，这样也保护了其他人。
诗·大雅·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编号：XZ6-1-13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古代所说出仕的官员，是朴实厚道的人，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是乐于富贵的人，是乐意施舍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努力按事理来办事的人，是以独自富裕为羞耻的人。现在所说的出仕的官员，是污秽卑鄙的人，是破坏捣乱的人，是恣肆放荡的人，是贪图私利的人，是触犯法令的人，是不顾礼义而只贪求权势的人。
古代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品德高尚的人，是能恬淡安分的人，是善良正派的人，是知道天命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现在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没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是没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是贪得之心永不能满足而又假装没有贪欲的人，是行为阴险肮脏而又硬要吹嘘自己谨慎老实的人，是把不同于世俗作为自己的习俗、背离世俗而独行自高的人。
十二子是思想界的代表行，荀子之所以批评他们，是为了减轻他们邪僻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他们的影响，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那些追捧这些学说的人。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很难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受到影响的多为士人。因此，荀子比较了古时士人和当今士人的区别。古时候做官的士人，忠厚老实，合于百姓，安于所获得的富贵，乐善好施，远离罪恶，做事有条理，羞于独自富贵。而如今做官的人，污秽卑鄙，残暴作乱，放纵任性，贪图利益，触犯法律，不在乎礼义只是一味追求权势。两者对比，古时的士人更加忠厚老实，而现在的士人则会放纵任性；古时士人能遵守规则，现在的士人则会违背法律；古时的士人羞于独自富贵，追求“达则兼济天下”，而现在的士人更重视追求个人私利；古时的士人安于所得，而现在的士人欲望没有克制，会残害别人而作乱。
处士指的是那些没有出仕做官的人，也就是隐者。古时的隐者，德行高洁，淡泊宁静，以正道修养自身，明白天命，宣扬正道。而当今的隐士，自己做不到而自夸有才能，没有智慧而自称有智慧，利益熏心没有节制还假装是没有物质欲求的人，行为阴险肮脏而自吹谨慎老实，把不顺从风俗当作习俗，背离常道而标榜特立独行之人。对比来看，古时的隐士虽不在世俗中，但德行出众，足以为世人表率；而当今隐士则不同，哗众取宠，蒙蔽世人，贪得无厌，行为怪癖，以不合于世俗为追求。如此，古今对比高下立判。荀子之时，不管官员还是隐士，对于规则的遵守远不如前，也会更重视追求个人私利，这都是混乱邪说带来的危害。
编号：XZ6-1-14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耻辱；把自己不诚实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耻辱；把自己无能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耻辱。因此，君子不被荣誉所诱惑，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颠倒，这叫做真正的君子。《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接下来讲士君子所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以故事德行高尚的君子为基准而言的，而非荀子之时混乱的士人，这也是每个人应当去追求的品质。君子能以成事为自己的追求，这样也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但不一定强求别人尊敬自己。能够做到让别人信任，但不能让人一定信任自己。所作所为能够让自己被任用，但不能使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能修养自身为耻，而不以被人污蔑为耻；以自己不诚信为耻，而不以不被别人任用为耻。在《论语》中，孔子四次提到“不患人之不己知”，君子在面临名声、信誉、任用等问题是，更加注重的是自己的做法，而非别人的态度。并不是每一份付出都一定得到回报，所以在名声受辱、信誉难存、不被任用之时，君子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正如孔子所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LY15-15-1）在遇到类似问题是，君子要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足，从自身出发找原因，如果做的做的足够好，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前文所讲的当诛者除外），正如孟子所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MZ7-4-1）
所以君子不为名誉所诱惑，也不会因诽谤而恐惧，只是坚守本心、修养自身，按所追求的道义行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为外物所干扰，这样才称得上是真实无虚的君子。读到这里，就想到了白居易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就驾崩了，此事成王年少，*局也尚未稳定，周公代理国*，却传出了周公要夺权的流言。周公所恐惧的不是对自己名声的损害，而是周朝基业的不稳定。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在前文已解过，讲的是君子行为，为士人做出表率。“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XZ3-1-4）
编号：XZ6-1-15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诟，是学者之嵬也。
士君子的仪容是：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和蔼可亲，庄重，伟岸，安泰，潇脱，宽宏，开阔，明朗，坦荡，这是做父兄的仪容。那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谨慎诚恳，谦虚，温顺，亲热，端正，勤勉，恭敬，追随左右，不敢正视，这是做子弟的仪容。
我告诉你们那些学者的怪模样：那帽子向前而低俯，那帽带束得很松，那面容傲慢自大，自满自足，时而跳来跳去，时而一言不发，或眯起眼睛东张西望，或睁大眼睛盯着不放，似乎要一览无余的样子。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就神情迷乱，沉溺其中；在行礼节的时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劳苦的工作之中，就懒懒散散，躲躲闪闪，苟且偷安而无所顾忌，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谩骂。这就是那些学者的怪模样。
接下来讲士君子的容貌。帽子端正，衣服宽大，面容温和庄严，不可侵犯，安祥，宽舒，大方，开阔，明朗，坦荡，这是作为父兄的仪态。帽子端正，衣服宽大，面容恭谨，谦虚，依顺，亲切，端正，勤劳，恭敬，顺从，拘谨，这是作为子弟的仪态。这里对于士君子的描述词，没有一一对应，总的来说，君子首先就要端正自己的衣冠，用合乎礼节的方式修饰自己，而后要做到平和开朗，心胸开阔，作为父兄就要和蔼地善待子弟，作为自己就要恭谨地对待父兄。外在表现是发自内心的，有这些外在表现，是因为君子内心的诚与敬。
接下来讲当世学者的丑态。他们的帽子因为戴得太靠前而低俯，帽带和腰带系的很松，满足自得，跳跃不止，沉默寡言，见识短浅，左顾右盼，消沉沮丧，张目瞪视。吃喝玩乐的时候眯着眼享受，沉醉于其中，而践行礼仪之时，憎疾毁訾、口出怨言；在做艰苦的事情时，懒散懈怠，躲躲藏藏，苟且偷安而不怕指责，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辱骂，这就是当世学者的丑态。可以看出，这些学者连自己外在的形象都不重视，沉迷于声色享受之中，不能遵守礼制的要求，也不能吃苦去踏实做事，苟且偷安，能厚脸皮忍受辱骂。这些学者的行为早已偏离的君子之行。
编号：XZ6-1-16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帽子戴得歪斜欲坠，话说得平淡无味，学禹的跛行，学舜的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地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苟且偷懒怕事，没有廉耻之心而热衷于吃喝，总是说“君子本来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那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安逸却不懒惰，即使劳苦也不懈怠，尊奉那根本的原则来应付各种事变，各方面处理得都很恰当，像这样，然后才可以成为圣人。
帽子歪歪斜斜，说话平淡寡味，模仿舜、禹走路的样子，就是子张氏一类的贱儒，他们只是去模仿圣人的威仪，而不得其神。舜、禹之所以走路与常人不同，是因为他们操劳过久，只学习他们外在的样子是难以体会到圣人的真谛的。曾子说过，“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LY19-16-1）子张外有余而内不足，所以难以做到仁。
衣冠其*，面色庄重，嘴里却像含着东西一样，整天不说话，就是子夏氏一类的贱儒。终日不言，也难以推行正道。相比与子张的过，子夏则是不足：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LY11-16-1）
苟且懦弱，胆小怕事，不知廉耻而嗜好吃喝，还总说君子劳心不劳力，就是子游氏一类的贱儒。子游对实干较轻视，可参见：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LY19-12-1）
《韩非子·显学》谈到儒分为八，没有继承前辈的真意：“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在荀子之时，各类学说乱行，虽然孟子扭转了杨朱、墨子之徒遍天下的状况，但儒门学者多了后，也有很多偏离了正道的腐儒、酸儒、陋儒、贱儒，这里用子张、子夏、子游举例，并不是批评这三个人，没事说后世学者只仿其型，学到了缺点，所以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那么真正的君子该怎么做呢？安逸而不懒惰，辛劳而不懈怠，遵守原则又能随机应变，使各方面恰到好处，如此而行，会近乎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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